傅正|亨廷顿的教诲：列宁主义拯救美国
法意导言
麦迪逊是美国的founding father，而列宁则是敌对国家的father，但亨廷顿却说列宁和麦迪逊具有同等的价值。正是他们免除了一个新兴国家走向无政府的危险，没有这个前提，其他一切什么自由民主统统免谈。
1991年，苏联行将解体时，亨廷顿出版了一本题为《第三波》的书，它的副标题是：“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显然，东欧剧变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高峰。
这本书一经翻译为中文，就很快得到了国内读者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公共知识界对它赞誉有加。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亨廷顿在开篇时就提到的一个关键细节。他讲了一个故事：
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意无意地始于葡萄牙的里斯本，时值1974年4月25日，星期三，零点刚过25分，这时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Grandola Vila Morena）的歌曲。播这支曲子是向里斯本及其周围的军队发出行动讯号，以执行政变计划。……政变进行得果断而又成功，只受到了来自保安部队的少量抵抗。……到傍晚时分，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塔诺（Marcello Caetano）已经向葡萄牙的新军事领导人投降。第二天，他出逃流亡。这样，在1926年由与此类似的军人政变中产生的独裁终于寿终正寝了。……
在许多方面，葡萄牙的革命动荡与1917年的俄国极其相似，卡埃塔诺就是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四月政变就相当于二月革命，青年武装部队运动的主流派就是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出现了极其类似的大规模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在1974年9月，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这位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葡萄牙的社会党领袖在华盛顿会见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基辛格训斥了苏亚雷斯和其他的温和派，指责他们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以阻止左派的独裁。
“你是一位克伦斯基（Kerensky）……我相信你的诚意，但是你太天真了，”基辛格告诉苏亚雷斯。
“我当然不要当克伦斯基”，苏亚雷斯答道。
“克伦斯基也不想”，基辛格又回了一句。
不过，结果证明葡萄牙的确不同于俄国。克伦斯基派赢了；民主胜利了。苏亚雷斯当上了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统。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Lenin），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亲民主的上校，名叫安东尼奥·拉马罗·伊恩斯（Antonio Ramalho Eanes），他在重大关头调动了训练有素的部队以产生他所期望的政治后果，他于1975年11月25日粉碎了武装部队中的激进左翼分子，确保了葡萄牙的民主前途。[1]
这个故事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因为它有悖于我们的常识，但它确实是一件真实的往事。
或者这么说更恰当，以我们的常识判断，亨廷顿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青年武装部队运动的主流派就是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推行民主化？“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粉碎了武装部队中的激进左翼分子，确保了葡萄牙的民主前途”，列宁确保了克伦斯基的前途？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难道不是民主化的敌人吗？
有理由相信，亨廷顿撰写《第三波》的用意绝不是为美国道路的胜利唱赞歌。恰恰相反，他是要提醒美国人，越是民主化进程看似高歌猛进的时候，就越应该收起你们那套民主的教条。似乎东欧剧变和随后将要发生的苏联解体，宣告了美式民主的胜利，但天知道这些早熟的民主政权会不会有一天蜕变为军事独裁统治呢？
对，你没猜错！亨廷顿说，要确保民主的果实，恰恰需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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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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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30日（俄历7月17日），历史上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陈旧仓库里开幕，后来因为被比利时警察盯梢，又不得不转到伦敦的一个俱乐部继续开会。
尽管今天我们认为这次会议是“历史上著名的”，但在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杂志党、报纸党。名义上党是有了，但党几乎干的唯一事情就是在《火星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因此，《火星报》编辑部成为了党实际上的领导机关。
关于《火星报》的价值，列宁在1901—1902年的《怎么办》中已经明确指出：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页317）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2]
显然，为工人阶级谋福利的社会民主工党本身不是工人阶级出身，纯粹的工人阶级最多只会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搞搞经济斗争，加点工资，弄个社保，就算到头了，但社会民主工党的理想却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恰恰是要靠无产阶级以外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灌输给无产阶级的。列宁接着说道：
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级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3]
列宁的灌输论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而言，是一场革命。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只是要明白，《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工党现阶段的任务就是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学说，让他们变得革命起来。党的工作还停留在单纯的宣传层面。
1903年7—8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改变了这些。列宁觉得，这个政党太没有行动力了。他提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有明确的党纲和组织原则。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他的提案。按照列宁自己的说法，他的拥护者有24票，是“坚定的火星派”，马尔托夫的拥护者有9票，是“不稳定的火星派”，这两派都主张制定党纲和组织原则。中间还有10票是动摇分子，列宁称之为“泥潭派”，另外有8票反对。
如果说要订立党纲和组织原则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党纲应该怎么订？组织原则是什么？问题可就大了。争议主要围绕着两点。第一点是，列宁提出，不是谁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的，党的大门不会随随便便就向人敞开：要想成为党员，必须加入一个党的组织，接受其监督和考察！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要想成为党员，必须加入一个党的组织，接受其监督和考察！
要想成为党员，必须加入一个党的组织，接受其监督和考察！
要想成为党员，必须加入一个党的组织，接受其监督和考察！
我们翻开《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条：
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们今天入个党，必须要参加基层党支部的活动，先由党支部严格考察，投票表决通过以后，经人介绍才能正式成为党员。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条，就是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的前提。现在法学界越来越形成了一个共识：宪法研究不能对纸面条文寻章摘句，必须重视那些“未成文的宪法”。“未成文宪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政党政治。没有党的调和，再精密的宪法也维持不下去。在共产党国家如此，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在共产党国家，政党组织原则的基础就是“加入一个党的组织，接受其监督和考察”。
我们今天已经习惯这套流程，看不出这条规定有何特殊之处，所以也就没法理解下面的事实：
列宁输了，党代会没有通过他的这条提案。
刚才还与列宁结成同盟，要求制定严格党章和组织原则的马尔托夫，这下反水了，他成为了反对派。投票结果是，列宁22票，马尔托夫28票。
平情而论，马尔托夫会反对列宁的这条原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打个比方，西方的政党体制就像每年高校开学以后，各个社团摆摊招新。我要吸引新生加入本社团，肯定要向他们许诺，进我这个社团会有多少多少好处。最好还要告诉新生，我这个社团规模多么多么庞大，是全校第几第几大的社团。新生一听，这社团这么牛逼，就加入了。
到学年终了，统计本社团该学年组织了多少活动，数量虽不少，一看规模，每次到场的也就固定那么十几个人，99%以上的社员都是隐形的。
如果你这个社团特别另类，公开宣布加入我这个社团有多么多么难，还要经过几轮考试筛选，经过多久考察期，估摸着也就没多少人会来。一个社团撑死了也就三十来个人。
西方选举制度底下谁更得利？肯定是前者。我花大力气拉人头，不需要这些党员能发挥什么作用，选举时投我一票就可以了。马尔托夫担心，列宁的原则会让社会民主工党关起门来。
然而问题是，后者的社团虽然规模小，但这三十个人相互熟悉，很有凝聚力。每次活动绝大多数社员都来参加。学年终一算，活动实到人数反而比那上千人的社团还要多。列宁主义的政党在西方式的选举中是没有用的，但要是选举制度崩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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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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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争议焦点是改组《火星报》编辑部。刚才说过，《火星报》编辑部相当于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机关，因为此时的社会民主工党还只是一个报纸党。原编辑部主要由六个人负责。列宁觉得，这六个人什么派系都有，鱼龙混杂，编辑部内部开会把人召集全都难。改为由三个人全权负责——他本人、头号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威望最高的马尔托夫。
表决结果：列宁的提案以两票的微弱优势，获得了通过。列宁就是这么有自信，两票的优势，他就开始宣称自己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了。
当然，反对派还是担心列宁改组领导机关，会造成关门主义。领导机关当然应该把党内的各个派系都包容进来，否则党分裂了怎么办？不幸的是，头号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么想的。会后他仍然力主《火星报》编辑部仍然由原先的六个人负责。
愤怒之下的列宁，退出了编辑部。他压根儿不担心关门主义，他担心的是尾巴主义。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列宁撰写了可能是他最重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末……我只是以此来十分名曲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容纳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
……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因为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学生先生在党组织监督下工作，就急于要承认他们是党员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进一步，退两步》）
很明显，他要的不是人头多，而是纪律性。没有纪律性，要这么多人头有什么用？就算你真能选上执政党，最终结果也是被资本主义体制化，而不是革资本主义的命。以下是一段著名的话：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进一步，退两步》）
一句话，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部队，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就是带领无产阶级打仗，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首先要有严明的军纪。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由来。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布尔什维克虽然号称“多数派”，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党，但它很有组织性。如果这个很有组织性的政党再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那么只要机运一到，它就是不可战胜的。
1917年，机运来了。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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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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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开头亨廷顿提到的1917年二月革命。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国的总人口是1.5亿，布尔什维克有多少人呢？
据苏共党史自己的说法，“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人数为23600人。”但是季诺维也夫等人曾坦承，这个人数是为了宣传效果夸大的，当时布尔什维克的真实人数，不到1万人。更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完全没有参加二月革命。
直到1917年初，列宁还颇为悲观地说：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4]
可见布尔什维克对于二月革命的爆发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无论是右翼的十月党、立宪民主派、进步党、国家主义派，还是左翼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介入了二月革命或者参加了二月革命之后的临时政府与议会组织。独独布尔什维克完全缺席二月革命。
对于它来说，二月革命的突然爆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革命机遇。但问题是，机运降临时，布尔什维克高层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托洛茨基后来坦诚：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段张皇失措和摇摆不定的时光。起义胜利后旋即发表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告人民书》呼吁：“工厂的工人，以及起义部队应该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告人民书》是在没有异议和反对的情况下由苏维埃的官方机关报登出来的，好像是在谈论一些学院式问题。可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给自己的口号赋予了纯粹演示性的意义。他们不是像准备为政权开展独立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而是像民主派左翼那样来行动的。后者宣布了自己的原则，打算在不太清楚的长时期内充当守法的反对派角色。[5]
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必须要等到完全的资本主义建立起来以后，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布尔什维克高层首先想到的就是号召工人阶级选举代表，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长时期内充当守法的反对派角色”。西方式选举？以布尔什维克当时的规模，能选过谁？
有没有例外？有！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几乎只有一个人主张应该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人是负责《真理报》的莫洛托夫。3月中旬，布尔什维克中央俄国局作出决议，《真理报》太左了，派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替换莫洛托夫。此后，《真理报》开始右转，连续发表文章，主张只要临时政府不直接危害群众利益，就应当予以支持；要求全党放弃之前“无条件反对战争”的立场，改为促使临时政府提出和谈。
简言之，布尔什维克高层做出了两个决议：一、与临时政府合作；二、放弃无条件反对一战的口号，改为促使临时政府与交战双方和谈。加米涅夫在3月18日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没有。……这个时期将会到来，但推迟它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6]
如果情况一直这么下去，今天可能没人知道布尔什维克。
这时，列宁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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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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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列宁同志回来能劝劝莫洛托夫，要他服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耐心等待资本主义慢慢发展。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列宁刚回国拿出了一个比莫洛托夫更加激进的方案，这个方案我们后来称为“四月提纲”。
这个提纲的核心内容是：当前的任务不是推动资产主义革命，而是将革命的方向扭向社会主义，立即退出战争，不信任克伦斯基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列宁甚至说，应该把党名改为“共产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布哈林后来也回忆说：
我们自己党的一部分，绝不是很小的一部分——认为，这（四月提纲）几乎是对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叛。[7]
4月7日，列宁以个人名义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四月提纲》，加米涅夫第二天就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不能接受列宁的提纲。
正是4月8日这天，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会议否决了《四月提纲》，结果是13票反对、2票赞成、1票弃权。列宁唯一的支持者柯伦泰，不久前还是个孟什维克。
列宁会轻易认输吗？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说，列宁是“一头准备决战的忧郁的狮子”。这头狮子自己说，“我一个人可以打一百个”。
人民版《高中历史》课本中的《四月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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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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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自信有两个来源：第一，他很清楚，尽管党高层没人支持他，但基层党组织会支持他，因为基层党组织知道，没有俄国士兵还愿意接着打仗了，大家都想回家分田地；第二，他更清楚，仅凭临时政府那群乌合之众，也配？临时政府就像当年的社会民主工党，看起来谁都包容，规模很大，但内部所有派系都有各自的政治诉求，压根无法协调。
于是，列宁把眼光放在了下面，派讲解员向基层散发和宣讲《四月提纲》，他本人甚至亲下工厂和兵营发表演讲。高尔基评价道，“每一个字都以其巨大的自信打动了每一个人”。
结果是，中层党员超过半数支持列宁，基层党员几乎全部支持列宁。4月中旬开始，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方党组织相继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支持《四月提纲》的决议。4月下旬，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列宁的《四月提纲》以118对71票，获得了通过。
这个小党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确定了革命目标后，布尔什维克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一下子凸显出其巨大的优势来，它开启了无敌模式。学者指出：
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期间还没有一份全国性报纸，二月后才开始合法地出版自己的报纸，但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二月后最初几周处境十分艰难，在3月份仅有8000个订户。但到了4月下半月，《真理报》无论在印数、版面容量还是在印刷质量方面都变身为俄国最大报纸之一。除了《真理报》，4月份布尔什维克党还出版17种日报，每天总印数达32万份。到6月份《真理报》已有8.5万份的发行量。《战壕真理报》、《真理之声报》、《士兵真理报》等共有7.5万份的发行量。在前线，春天时部队每天能够收到约10万份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基本上每个连都能看到；到7月初，每天收到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和传单达到了32万份。[8]
就在这时，列宁最重要的盟友，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战争实际上的总指挥托洛茨基回国了。
列夫·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事实上的总指挥和苏联红军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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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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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托洛茨基还是属于孟什维克的区联派。但这位孟什维克左派一回到彼得格勒，就提出了几乎与列宁一样的主张。他在5月17日（俄历5月4日）回国，18日发表了第一场演讲，其中就豪情万丈地宣称：
我不能隐瞒，我不赞同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我认为，参加内阁是危险的。……我们曾经有过因两个阶级的矛盾而产生的双重权力现象。联合内阁不会使我们摆脱这这情况，而只是把它带到内阁中去。但革命不会因联合内阁而死亡。只需要记住三条：（1）不信任资产阶级；（2）监督自己的领袖；（3）相信自己的革命力量。……我认为，你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把全部政权交到工人和士兵代表手中。只有单一政权才能拯救俄国。作为世界革命序曲的俄国革命万岁！
托洛茨基的立场，让他站到了已经高速运转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一边。托洛茨基不是一个人来的，他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区联派内部最优秀的团队：卢那察尔斯基、阿道夫·越飞、梁赞诺夫、乌里茨基、沃洛达尔斯基等人。他们与列宁共同组成了列宁本人所说“党的总参谋部”。
俄国革命到这时才走上了正轨。托洛茨基后来坦承：
党当然能够履行自己的使命，只不过要在了解其使命以后才行。为了做到这一点，列宁乃是必不可少的。在他到来之前，布尔什维克领袖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革命的诊断。加米涅夫—斯大林的领导被事变的进程抛向了右边，抛向了社会爱国主义者，因为在列宁与孟什维克之间，革命没有为中间立场留下地盘。……然而，能够有把握地说没有他党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吗？无论如何我们也不敢这样断言。……假如没有列宁，机会主义领导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危机，会具有异常尖锐和紧张的性质。然而，战争和革命的环境没有给布尔什维克党履行自己的使命留下充裕的时间。如此看来，根本不能排除误入歧途和处于分裂的党会与革命的形势失之交臂，要耽搁很多年。在这里个人的作用在我们面前真的是极大地突出起来了。只不过我们务必要正确理解这种作用，也就是要把个人当作历史链条中的一环。[9]
在生死存亡的抉择面前，绝大多数人都说应该往左边走，只有一个人说应该往右边走，或者绝大多数人都说应该往右边走，只有一个人说应该往左边走，事实证明，那个人是对的，其他人都错了。这样的神迹重复两三次，大家想不崇拜他都难。
列宁至少上演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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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
亨廷顿在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这样总结十月革命：
作为一种社会演变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理论，列宁的理论则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在那些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如俄国和中国，夺取了权力，但列宁的理论却能解释这一点。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组织的性质而不是社会发展的阶段。
在这方面，列宁和麦迪逊之间，《联邦党人文集》和《怎么办》之间的共同之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两者都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学家的大手笔，分析了社会现实，提出了足以构建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列宁处理的是阶级，而麦迪逊处理的则是派别。
有时不得不令人佩服此公的冷静头脑和业务素养。麦迪逊是美国的founding father，而列宁则是敌对国家的father，但亨廷顿却说列宁和麦迪逊具有同等的价值。正是他们免除了一个新兴国家走向无政府的危险，没有这个前提，其他一切什么自由民主统统免谈。
更重要的是，亨廷顿说了，列宁的组织原则代表了现代政治的方向：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因此我们不会奇怪，特朗普这个一再宣称新冠肺炎只是大号流感的人，此时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佩洛西这个看上去打死都不能跟特朗普尿到一个壶里的人，此时却号召民主、共和两党团结起来，共赴时艰。
类似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多次：美国动员起来了，只留下单纯的欧洲兀自懵逼——说好的民主自由呢？说好的私有产权呢？
美国人回答：对不起，关键时刻，还是要讲政治的。
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2]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7—318页。
[3]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3页。
[4]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3页。
[5]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丁笃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8页。
[6]﹝俄﹞布尔扎洛夫：《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策略》，《苏联历史论文选辑》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60页。
[7]﹝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高德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72页。
[8]姚海：《俄国革命》“苏联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
[9]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丁笃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62页。
（本人曾于2019年10月7日，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课堂上讲授过本文主要内容。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